~ 林隹仪
“在自由女神的土地上，我学会了如何独立思考。”
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短短几年里，可以说是最令我缅怀的。虽然它在外人眼中看似枯躁无味，又不像许多留学生般可以到处旅游，但它确实是一段让我感觉最充实、最富有的日子。不是因为我天天都在忙着念书或赚钱，而是觉得整颗心灵常常获得适度的启发，让我有机会甚至有空间去成长。
刚念第一学期时，语言的适应是最痛苦的，面对着全班几十个老外，再有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哼一声。更糟的是美国的教学最流行是小组讨论或小组功课，我就会像一根木头似的坐着祈祷时间能赶快溜过去。当时的我极力想改变这种局面，实在痛恨自己有多没用，但每次事到临头，又缩了回去。经过了几个学期，情况才慢慢改善。一直都误以为是自己英语能力不强的我，在一次事件中才发现事实上，不是英语的问题，而是自信心这个关键。
那一年的春天，又是修廿个学分的我，再加上每星期有两天必须坐一个小时的车程去医疗中心实习，非常的吃不消。而刚好系上又来了一位新教授，而他又这么碰巧地当了我的实习导师，我却根本无法适他的全新教法和要求。这种种沉重的压力似乎从四面八方压过来。记得有一天，又是到医疗中心实习的下午，实习完后，教授和同学都各自兴奋地讨论着接下来一个星期春假的计划。我站在一旁，唯有失落地静静听着，因为我有千万份写不完的作业，叠满整桌要念的书，还有一大堆对前途对未来的担心。那天回到家后继续很麻木地写着例常的报告，不知不觉在写着病人的报告时，把自己沮丧的心情也融入了报告内。第二天，教授就写了长达一页的回信予我，里头的内容直到今天都还能让我感动至流泪。
自这一次事件后，我走进了辅导室，寻求帮助。这个辅导过程中才真正发现到原来自己的自信心是如此的低，甚至近乎于零，尤其是对于自己的专业。后来慢慢探讨这其中的源由，仔细想想自己的成长过程，发觉中学身在独中的我，被“训练”成自我贬值，更对课业这方面完全不能释怀。在独中受了六年的教育，学到的是刻苦耐劳，埋头苦读，但却不会变通，而且竭尽所能地避开老师所问的问题。后来逐渐发现原来国外的教授都讨厌学生们不发问、不回应，因为他们会觉得我没有在思考。虽然我和一位东方同学不时地为自己辩护说是因为语言障碍，但是其实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知道那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勇气、胆量和习惯，而且我们也学会了“不质疑老”的道理。也许是在东方，老师们都有一个崇高的地位，高高在上的，尊师重道是最重要的；也许我们做学生的有个错误的观念：老师永远是对的；也许是国外的教授一早就给了我们一个心理建设－－他们会的并不多，须要参考我们的想法；也许是国外的教授从来没有否定过我们的意见，让我们每一次都能增添那么一些些的信心。
我永远都记得我的音乐治疗系教授对我说过的这句话：世间的事没有所谓的好与坏，但却有好与更好。
在传统华人社会里长大，长辈和师长的教诲都是靠打骂和训斥，而不是用赞美和启发，这更造成了我很孤僻狭窄的性格，常常都在否定自己的成绩。美国求学时期，常在碰到别人的赞美时，会显得手足无措，低下头忙着说no, no. 渐渐学会如何面对与感谢别人的称赞，也知道在适当的时候是应该抬起头，骄傲的说声Thank You 。华人社会很重视个人的谦虚程度，常以“哪里，哪里”、“不敢当”这些话来回应别人的赞美。但为什么我们不像西方社会以“谢谢”来回应呢？可能是文化的差异，但这两种不同的回应方式似乎表明了一个否定赞美和一个接受赞美的两个局面。
而这两种局面对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说，有着多么重大的关系啊！
当年虽在独中里“培养”出自信超低的性格，但不可否认的是若当年没进入独中完成中学教育，我想我也不会那么顺利地成为音乐治疗师。坦白说，走向音乐治疗的这条路并不平坦，我不敢说是因为独中才让我成为音乐治疗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对事情的坚持和拼命是在独中求学时学回来的。如果在音乐治疗这条路上没有了坚持和拼命，是走不下去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外，如果没有了自我纪律的能力，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能够赔掉美好的前程；而独中严格的种种规则纵然使我变得很拘谨、很约束，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帮助我拥有很强的自我克制能力，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朋友常常狂欢作乐，我竟然也可以无动于衷地继续啃书练琴，更奇怪的是我也并不羡慕那些”幸福”的朋友。因为去了美国之后，才发现原来离开了家里，可以为所欲为，不必向任何人交代；可是我当然也同时学会了这个道理：一切的所作所为，无论是过程或后果，都将会由自己去一一承担。
美国是很多人的梦想，很多人的期盼。许多人对我放弃那个“梦”的抉择都有惋惜的感言，但对我而言，美国只是一个驿站，一个求学与工作的驿站。它让我付出很多，却也令我得到更多。所以，纵然那一段日子有多难过，我依旧是那么感激、那么珍惜。
